粤派评论·新大众文艺风｜大湾区经验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何种启示？

4月22日羊城晚报推出有关“新大众文艺”的“粤派评论”专版讨论，引起广泛关注。

在此特约三位专家分别从文化、文学、戏曲等方面撰稿，再次对“新大众文艺”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阐发——

为“新大众文艺”贡献湾区经验

文/唐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讨论新大众文艺，这对于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艺人士而言，是一件很正常也很日常的事情。粤港澳大湾区地处岭南，自古以来的文艺都带有平民色彩。

张九龄形容广州城的诗句“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描绘的是百姓临水而居的景象；徐贲的广州杂诗“红豆桂花供酿酒，槟榔蒌叶当呼茶”，呈现的是城中市民的日常生活；清代“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与梁佩兰，写下大量描绘平民生活的竹枝词，因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的疾苦生活而著称。诗词之外，粤剧粤曲的最大魅力，也正是因为它们融合了广东本土的地方方言和民间曲调。

和千年商都广州一样，珠三角很多城市都具有宜居消费的特征。商业的繁荣，也意味着市民文化的发达。近代时期，对外贸易同时也促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融合之下，岭南地区的文艺进一步凸显出市民精神特质，在此文化语境中出现倡导“我手写我口”、强调“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黄遵宪、梁启超。由此，岭南不仅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也成为现代意义上文艺大众化的起源地。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仅在经济层面走在前列，在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也一直是引领风气的重要角色，出现大量高品质的通俗文学作品、流行音乐和大众影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雅马哈鱼档》《外来妹》《公关小姐》等风行全国的影视作品，广州一度成为全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不仅是先行一步的经济影响力，包括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多元自在的生活方式，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孔雀东南飞”，并由此创作出一批颇具广式风味的文艺作品。

这些文艺作品表现的是城市最普通群体的日常生活，菜市场鱼档里的小市民，外省来广深莞打工的劳动者……以朴质的民间性获得了广泛关注，在基层劳动者中产生共鸣。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写作者，其作品也是通过写开放都市的日常生活来凸显文艺的世俗品格，世俗生活永远是他们最为热衷的书写对象，希望以地方性经验重新唤起文艺创作的先锋性。

进入互联网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也因着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发展网络文学等新媒介大众文艺方面拥有领先的地位，并发挥着辐射的效应。紧挨江门的阳江，是起点中文网的起源地。2001年，广东阳江的林庭锋和中国台湾籍人士罗森等人，在“西陆”网络论坛一同发起中国玄幻文学协会，这是中国大陆原创网络文学的一个开端。

随后，“起点中文网”开始运行，并很快成为中文网络文学的代表性网站。由此，广东不仅发展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源地之一，聚集了一大批网络文学创作者，著名网络作家天下霸唱、当年明月、李可等，他们的网文写作几乎都起步于湾区。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中国动漫文化重镇，广州有着数目众多的动漫企业，且产业链完整，近年推出的动漫影视如《雄狮少年》《落凡尘》等，用新媒介技术讲述岭南故事、中国故事，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和文化效益。

从古典诗词的民间情怀，到当代中国的流行文艺，再到网络时代的新媒介文艺，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艺一直强调平民性、流行性和大众性。如果将“新大众文艺”理解成新媒介时代注重平民性的大众创作、大众传播和大众接受现象，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就有着很理想的文艺传统。

当前，建构“人文湾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很需要发扬这种注重平民性和大众化的文艺传统，用更新的媒介技术、更接地气的民间精神创造新的“大众文艺”。

虚实交融，中华戏曲为大众一展“数字身段”

文/罗丽[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1、新技术时代，戏曲迎来转机

数字时代的传统戏曲正在经历一场“大众性重构”，在技术赋能下呈现新形态，既有延续也有裂变。新大众文艺对传统文化的数字化重塑与升维式传播，不仅是对传统文艺在形式与内容上延伸，更是文艺传播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在近代以前很长的时间里，戏曲曾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大众性的艺术形态，但在文化语境变迁中，其“最”字地位已逐渐被多元艺术生态解构。

宋元勾栏瓦舍、明清茶园戏楼中，戏曲是覆盖士农工商的全民娱乐，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汴京“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年节庙会、红白事必演社戏，《佛山忠义乡志》描写清代粤剧表演盛况：“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体现戏曲与民俗生活的深度绑定。

而到了上世纪末，在社会转型和新兴娱乐样式的冲击下，戏曲观众从“全民”萎缩为“银发群体”，戏曲也从大众化走向边缘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新技术时代的来临，戏曲戏剧性地迎来转机。“上戏 416 女团”的二次元破圈、B站跨年夜的“戏曲+”节目、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君霄CP”、安万的秦腔直播助农“万人唱秦腔”屡屡冲上热搜榜，戏曲正在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中，重塑创作逻辑、拓展表演场域、重构观演关系，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身段”。这种深刻蜕变，不仅体现在传播载体的迭代，更折射出戏曲艺术本体的现代性重构。

2、打破年轻人不看传统戏曲的魔咒

陈丽君的走红是传统戏曲吸引年轻群体的典型案例。她通过越剧《新龙门客栈》中“贾廷”一角的演绎，打破大众对戏曲的刻板印象。其在《新龙门客栈》中的谢幕片段“爱的转圈圈”，成为短视频时代的“视觉奇观”，在抖音、B站等平台播放量突破百亿次。新国风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出场场爆满，打破年轻人不看传统戏曲的魔咒，开票即售罄。

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以“剧场即游戏”的设计，使年轻观众从被动观赏者转变为剧情探索者。主创将虚拟的越剧表演与真实的舞台装置有机结合、叠加显示运用XR技术，将上海越剧院的实体舞台与虚拟“大观园”叠加，观众佩戴VR设备可自由穿梭于“潇湘馆”“沁芳桥”等虚拟场景，甚至通过动作捕捉技术与虚拟黛玉对诗。

三年前，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杨淅、边靖婷、朱鹮、程校晨、朱佳音，以荀派花旦、程派青衣、梅派青衣和老旦行当的不同唱腔演绎了戏歌《探窗》，意外在新媒体上走红，相关短视频累计获赞量破2000万。在她们的抖音粉丝中，超过一半是30岁以下的人群，小于23岁的接近25%。这个“上戏416女团”将戏曲“四功五法”拆解为教学视频和声乐插件，并通过B站“一键三连”的互动机制，形成“戏迷教学共同体”，引发50万用户二次创作，形成共创生态。

从戏曲舞台单向观赏到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再到互联网社区和新媒体直播互动，创作者、传播者、观赏者的界限壁垒被打破重塑。数字化重塑与升维式传播，促进戏曲观演双方的互动交流，迅速建立起观众和演员间的情感连接，在直播间和视频平台中，新一代的观众打破了往昔线下戏迷的身份局限，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归宿意识。

新一代的青年观众，尽管没有戏曲观赏经验积累，但有着更为包容和多元的审美趣味，对传统文化有着更广泛的接纳能力，一旦认定便会主动进行“补课”和深挖。这些群体特性会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快手、B站、抖音、小红书、豆瓣等网站中解读和传播戏曲，从被动接受者变为自主传播者，形成了独特的戏曲文化社区，为新时代戏曲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路径。

3、边劳作边互动成为戏曲观赏新场景

如果戏曲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重生只属于年轻一代，这不能称之为“大众”，必须要看到大量中老年戏迷已经选择去直播间里过戏瘾。

秦腔演员、主播安万在快手开播8年，每天秦腔唱不停，最高观赏人数的一次直播就有1496万人在线观看。从一个人唱秦腔到组建百余人的秦腔剧院，从直播间里寥寥几个观众到如今有了50万粉丝，安万几乎成为民间戏曲在直播间的代名词。安万剧团的爆红则体现了民间戏曲团体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生命力。

短视频、直播打破地理与阶层壁垒。抖音数据显示，2024年戏曲类直播场次超200万场，较2023年增长45%，甘肃安万的秦腔直播吸引了65%县域观众，这证明戏曲通过数字技术重新“下沉”到基层。最为关键的是，戏曲不再局限于艺术欣赏，而是已经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西北农民在田间通过快手观看安万的秦腔直播，边劳作边互动，成为戏曲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新场景。

2024抖音演艺直播数据报告显示，直播间正成为演艺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里共有213名国家一级演员走入直播间，3446名文艺院团演员在直播间带来23万场演出。76家基层文艺院团加入抖音直播，拓宽院团新媒体传播矩阵。

在新时代戏曲传播的链条上，从舞台到银幕，从荧屏到互联网，从短视频到直播间，戏曲通过不同传播媒介与观众联结，从创作到观赏，从演绎到传播，观演双方在非剧场空间中再次实现了精神共通。

戏曲庞大的市场受众在基层，互联网传播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重新聚拢起各种年龄段的戏曲观众群体，从城市下沉至乡镇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新的传播机制。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戏曲获得了更多的文化再生产空间，在多方位的全新文化表达中创造了戏曲舞台艺术之外的更大更广泛的文化圈层，“数字身段”正在为戏曲重塑金身。

传统戏曲在今天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活态文化基因”的大众性——既能通过短视频、直播触达最广泛的基层群体，又保留着传统艺术的精神内核，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精英与大众的文化桥梁。传统戏曲在当下未必是最具大众性的艺术，却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重新彰显其大众性本质。

东莞“新大众文艺”的情感与细节

文/柳冬妩[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今年是东莞撤县建市四十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东莞新大众写作群作为“东莞现象”，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东莞“新大众写作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信息，又能与东莞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东莞文学的丰富性。

对于置身其中的“清洁女工作家”王瑛而言，东莞“卢屋村”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一种巨大的想象力。王瑛来自四川内江，在东莞虎门这个叫卢屋村的村子里打工，散步，写日记。

作为卢屋村一家售楼部的职员，她以清洁女工的真实生活为背景，写下了长达八万字的非虚构作品《擦亮高楼》，在2025年第1期《作品》杂志发表了五万多字（定名为《清洁女工笔记》），并被2025年第3期《散文海外版》选载。这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记录了王瑛与清洁女工们共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她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陌生而又熟悉的工业城镇的内部，让我们看到一种真实而芜杂的城镇生活镜像，甚至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接地气，有烟火气”。

在阅读东莞“新大众写作”的优秀文本时，我经常感叹经验细节的力量。体现个人经历的差异性来自细节。如“烧烤诗人”温雄珍的这首《工厂门口的一块菜地》:“冬瓜，豆角，丝瓜，南瓜，花生芋头，玉米，空心菜，小白菜/挤在一起/现在我把它们搬到纸上/还是那么挤/只有我坐在它们旁边的十来分钟/是空的/燕子，麻雀，竹丝鸟，还有一只我叫不上名的/它们忽然飞起，忽然落下很自由”。

细节是构成这首诗的血肉。细节比起一般的“抒情与思考”，更能体现一种诗性的关怀、洞察和敏感。温雄珍用细节贮存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在过去与现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追求自我对自我的显现，文化对其自身的回复。

在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把“新大众写作”理解为是种有着新大众感觉和新大众经验、表达新大众精神的文学，与“新大众”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相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莞的“新大众写作”，更多的是新传媒时代的产物。科技的发展构成了文学类型化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新媒体的出现、便捷的网络传播和电子阅读改变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方式，进而直接推动了“新大众写作”的发展。

看一看温雄珍的朋友圈就能明白这一点，她的一部手机与整个诗的世界相联，使她乐于用它来记录个人的生活现实和心灵感受。再比如“打工作家”洪湖浪的长篇小说《牛小米外企打拼记》创下网络点击2000万次的个人写作最高纪录，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韩宇的长篇打工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经国内多家网站相继连载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网络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还体现在它的互动性上。比如，我在网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让我产生深刻的感应，立即把这组诗中的《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了》引为“打工诗歌”批评文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还被收入了《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本）。没有新媒体的传播，这首诗不可能被迅速经典化。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4月29日A6花地版

策划：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